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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藏品“破圈”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1月16日，中国银联推出的“用银联 纳百福”系列数字藏品(第三期)开通线上申领。该系列数字藏品用100句祝福绘成100张“福”字帖，前两期一经上线就受到众多用户青睐。近年来，已有多家机构布局数字藏品赛道，助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探索银行与客户交互的新途径。

　　探索新形式

　　1月16日，中国银联推出的“用银联 纳百福”系列数字藏品(第三期)开通线上申领。该系列数字藏品活动，通过区块链技术，将“福”字制成数字藏品，每一份数字“福”字在银联区块链上形成唯一标识，可永久存证。该系列藏品用100句祝福，绘成100张“福”字帖，每款“福”字发行1万份数字藏品，每位用户每款“福”字限领1份。

　　该藏品分别于1月5日、1月11日、1月16日、1月21日进行四期发行。本期发行量为20款，共20万份。就前两期发行情况而言，该系列数字藏品相当火爆，在1月11日10时上线的30万份“福”字，截至1月12日下午已被全部领完。

　　此外，中国银联1月9日还推出“五兔迎春”数字藏品，分别以航天、海陆丝绸之路、农业、工业、体育为主题设计了五个不同的兔子形象。

　　近年来，金融机构纷纷布局数字藏品赛道，并以新奇的形式成功“破圈”。中国银行在第五届进博会期间，限时发行3款特色数字藏品，并结合3D互动带来立体化的数字珍藏体验。

　　除参与数字藏品发行外，部分银行还深耕数字藏品的保存、分享、使用等功能。例如，工行发布的手机银行8.0版本中，在首页添加“数字藏品馆”专栏，还将通过活动抽奖、任务触发、限时领取等多种形式不定期限量发行数字藏品，用户可领取、查看和使用工行发行的数字藏品，并将数字藏品用于头像，塑造独一无二的数字形象。

　　助力数字化转型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来，已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百信银行等十多家金融机构推出数字藏品。在分析人士看来，当前银行业正处于深度转型的进程之中，借助此类形式能够顺应市场关注热点，拓展品牌影响力，也能在打造多元金融生态方面作出创新。金融机构通过发行数字藏品，在提升用户活跃度的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数字金融业务的发展，丰富产品与服务种类。

　　例如，此次中国银联推出的“用银联 纳百福”数字藏品就需要用户下载云闪付App才可申领，参与部分活动还需要进行注册和绑定银行卡实名认证，这都有利于数字金融业务的推广。此外，在该活动中，还包含了信用卡分期免息、消费支付返现等福利。

　　中国银行也表示，对元宇宙产品的创新是中国银行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构建数字金融的全新探索，中国银行也将始终秉承“融通世界 造福社会”使命，持续推进“金融+科技+场景”转型发展。

　　“目前数字藏品被年轻人广泛关注，既新颖又有热度，并具备成本低且自带礼品的属性，是银行与客户交互的新途径和桥梁。”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称，另外，数字藏品属于数字科技范畴，从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来看，银行也会积极布局该赛道。

　　坚持与实体价值对应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银行业推出的数字藏品主要还是以营销宣传为主，未来可进一步加强数字藏品在多种金融场景中的运用。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表示，可将数字藏品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融合，赋予传统业务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巩固客户、打造银行多元生态方面做出创新改进。

　　东北证券传媒行业首席分析师宋雨翔认为，未来数字藏品产业的核心可聚焦在平台端。“平台直达终端客户，具有用户运营优势，再通过转赠交易等玩法增加用户参与黏性，获取收益。”

　　此外，在数字藏品“去金融化”的基调上，银行要避免夸大宣传，并引导客户理性收藏。对合作的第三方平台进行资质审核，避免数字藏品出现金融化、证券化等乱象，避免在二次转卖中引发金融风险。

　　渤海银行副行长、首席风险管理官赵志宏曾撰文表示，数字藏品经营中，对风险乱象的有力防范、对监管合规的及时落实是至为重要的。数字藏品应该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社会福祉为最终价值的落脚点。商业银行坚持数字藏品与“实体价值”的对应性，坚决避免数字藏品被“过度创新”，成为炒作工具。

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