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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①短期对策与长效措施并举 坚决防止整村整乡返贫******

　　作者：郭君平、刘合光、曲颂，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要继续压紧压实责任，把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的帮扶政策衔接好、措施落到位，坚决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精神的深化细化和实化，明确了未来区域性防贫战略应以脱贫不稳定村（乡）、边缘易致贫村（乡）为基本瞄准单元。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底线任务，防止出现整村整乡返贫现象则是底线的底线，必须坚决防止整村整乡返贫。

　　整村整乡返贫，顾名思义，是指某一建制村或乡镇区域内同时出现较大数量的返贫人口；相较因变故或生计挫折所致的偶发性、零散型个体返贫现象，整村整乡返贫是外部风险冲击与群体贫困脆弱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兼具短期集中爆发、局部密集返贫、传染效应以及链式反应等多重特征，其发生机理与社会影响更为复杂，亟须引起各界更多关注和重视。

　　当前，受国际形势变化、新冠疫情反复、极端天气冲击、地质灾害多发以及政策缺位或退出失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来较大挑战。例如，部分地区出现农畜牧产品严重滞销、卖难问题，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的经营性收入大幅减少；部分地区外出务工渠道受阻，灵活就业岗位供应不足，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被迫返乡）的工资性收入断崖式下降；部分地区为防控疫情实施了不同程度的交通管控，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的生产资料难以得到及时补充（经营成本上涨）；部分地区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导致一批脱贫监测户“因灾返贫”等，不一而足。

　　那么，如何防止整村整乡返贫？这既需要短期采取保障性防范性对策，也需要长期采取长效性发展性行动。

　　从短期来看，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紧抓综合保障，兜底覆盖脱贫监测户的基本生计。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脱贫监测户，要全面落实农村低保、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障以及特困人员救助等综合性社会保障措施，切实做到应纳尽纳、应保尽保；对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导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的农户给予急难社会救助。另一手紧抓防贫保险，及时化解脱贫监测户的生活生产风险。鼓励各地多渠道筹措社会帮扶资金，为脱贫监测户购买防贫保险。防贫保险立足“未贫先防”和“扶防结合”，通过“政保联办、群体参保、基金管理、阳光操作”的运作模式，以市场化机制筑牢返贫致贫“拦水坝”，可确保脱贫监测户的可支配收入相对稳定，从而有效解决边脱边返、边扶边增的“沙漏式”减贫困境。

　　从长期来看，应多管齐下，形成长效机制。一是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强化产业帮扶。始终把乡村特色产业作为致富支柱，按照“因地制宜、依托资源、突出特色、连片开发”的要求，构建“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农业产业体系；同时，健全产业利益联结机制，通过产业奖补、技术指导、小额信贷、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让脱贫监测户“嵌”入“产业链”，从而获得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实现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瞄准返乡脱贫劳动力，强化就地就近就业帮扶。主要举措包括开发公益性岗位稳岗、支持农村创业增岗、推广以工代赈拓岗以及壮大县域经济扩岗。

　　三是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让成员公平共享更多红利。新型集体经济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优化农村分配秩序、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未来可在明晰村集体内部成员权的基础上，以股权为纽带跨村建立集体经济联合社，探索集体经济多村联营制，以最大化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四是开展“志智双扶”，提升脱贫监测户自我发展能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扶志”与“扶智”仍是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这既是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对持续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庄严承诺，更道出了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还应帮助脱贫监测户破除“等、靠、要”思想，不断增强“自我造血”机能。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防范化解整村整乡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前提，各地尤其是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应聚焦政策衔接，千方百计为薄弱村（乡）脱贫监测户增收创造条件，优化整合各方资源，下足“聚力增长”功夫，做实精准帮扶文章，稳步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砥砺奋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AZD035)和北京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对外传播力提升研究”(20LLGLC066)的阶段性成果）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